一般而言，书籍都是教人向善的。即使是《金瓶梅》也不过是世情小说，其核心仍然是教人向善。所以说，找到一本教人变成坏蛋的书实在困难。但是很幸运，我遇到了那本教人成为高级坏蛋的书——《君主论》。
什么叫高级坏蛋，就是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事实上你却在暗地里做了不少龌龊的事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成为这样一个高级坏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高级坏蛋大多数是掌权者。这样说来《君主论》真的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至少，在我们不愿成为坏蛋的时候可以理解坏蛋的行为。
《君主论》的作者是马基亚维利，出生于15世纪的意大利人，一个共和主义者，但是却写出了《君主论》。这种极端的矛盾，马基雅维利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因时而行。简单说就是为世所迫，因为当时的意大利四分五裂，他的愿望是统一意大利，让意大利重振雄风。既然共和行不通，那么向梅里奇家族（当时的王室）献媚，或者也是一条生路，所以《君主论》确实是有向王室献媚的意思，只是现在倒成了我们了解坏蛋的书籍了。
《君主论》共二十六章。而且往往一章只是三四页16开大小的纸，所以读起来还是很有快意的。当然，这也是马基亚维利的功劳。因为他是为了让当时的皇帝陛下可以轻轻松松的阅读，所以才尽量精练。书中论述条例清晰，由存在哪几种君主国及其形成谈起，然后谈到国家命脉在于武装，最后就是君主的手段了。我接下来最想谈的是核心思想及其手段。
“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摘自《君主论·十五章》）
“如果某些恶行可以挽救国家的话，君主完全没必要担心因为这些恶行会受到责备而良心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思考每一件事情，就会发现某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假如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看起来好像是恶行，可是假如照办却会给他带来安全和幸福。”(摘自《君主论·十五章》)
以上可谓全书的中心思想，有人评论马基亚维利抛弃了道德，宣扬不择手段的观念。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自然也是如此，但是观其一生，似乎都是按照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而行。我觉得很多掌权者都不会承认自己欣赏《君主论》，因为里面已经脱离了我们平常观念的道德。问题是，人类本来就那么“丑陋”。马基亚维利在该书的<论残酷与仁慈>一章中就说到：“关于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这个解释真够过分，却也是不可否定的。
驱利避困，人之常情。当我们可以克服的时候，可称之为圣。然而我们之中的圣人很少，同时我们又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种种丑恶。就像现在，看到这里我们会批评那些掌权者的虚伪，可是我们自问一旦自己得势，自己又是不是也会如此呢？
所以马基亚维利对人性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于是他就给帝王提出了这样的方法：“犯罪应该一次犯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减少他们的怨；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更好地体味恩惠的滋味。”
这句话简直就是天怒人怨，但是从人性出发，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是过火了，但是从人性的特点而言，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说到这里，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奴性呢？
如果这也不算犀利之处，那么接下来更直接，马基亚维利建议说：“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做一个伟大的骗子。”政客等于骗子，纵观古今中外，此言非虚。当李世民弑兄之后，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替天行道。弑兄本来就是不道德的，但是在他的言辞下，这就变得不一样了。似乎一切都是他大哥的错。而被人说是昏君的隋炀帝有没有弑父都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似乎全世界都觉得他十恶不赦，弑父什么的必定做了。
再看明成祖朱棣，其位子也是抢过来的。但是他的说法就是天命所归，迫不得已，然后还诛了老方十族。但是我们普通人看到的只会是他的雄才伟略，丑陋的东西不是被人掀开了还不会去想。而朱允文似乎就是懦夫的代言，但是谁知道真实情况呢？
所以骗子的水平确实有高低之分。坏蛋的水平更加不是常人可以修炼成功的。在马基亚维利眼中，高水准的坏蛋应该做到这一点：你要表现出慈悲为怀，独守诚信，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诚神灵，并且同时又要有精神准备，一旦需要便能够并且知道怎样改弦易辙。
看来李世民相较其它帝王而言，最大的优点是将其自身的角色演的特别好。换句话说，就是将骗子这个角色演色特好——不仅骗人还能骗自己。这也是孔夫子周游列国不得宠的原因，帝王若是道德高尚，他将不成帝王。妄想改变这一点，那即是妄想改变人的本性。
其实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里的各种精辟见解都是叙述主题。即不择手段，为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而所谓的不择手段，其实就是欺骗。既可以欺骗臣民，也可以欺骗自己。为什么说人性虚妄，因为我们都喜欢欺骗。荣格说我们带着人格面具，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我们有必要在保护自己的时候伤害别人吗？这真的很难说……
马基亚维利在该书<论君主应该如何守信>一章中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答复：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必要去做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统治国家，经常被迫背信弃义，不讲仁慈，违背人道，违反神道。
我记得在《论语·子路》的<季氏将伐颛臾>一节中，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如果一位君主的“被迫”是征服其他国家，那么其解决方法必定是如马基亚维利所说吗？但是从历史看来，马基亚维利的解决方式是快捷而方便的。孔子所说，历史上几乎是找不出例子来。其实当一个人有足够的野心的时候，仅以此为理由，一切的坏事都会有了借口。
该书的译者序有这样有一句评论的话，我觉得极为出色妥当：“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解剖得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验尸报告。”虽然马基亚维利已经远去，但是马基亚维利的时代一直存在。
不过即使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如此出色，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它之所以得到出版，还得多谢教王克莱门特七世。然而后来的拿破仑就将它变成了自己的枕边书。不知道今日的各国老大有没有也将其当做枕边书呢？
左岸记： 读这本书的人大概都会先纠结一阵子，这本书分明是在为恶开脱罪责，将一些恶讲得理所当然。只是，如果这是事实，上面就是这干的，就算我们承受不了，又如之奈何？或许，人类文明的发展会让人们找到一种更合理完善的社会管理模式吧。
附：豆瓣上的一篇书评——西式的指责·中式的悲伤
马基雅维利这本著作从问世开始，一直以来可以说毁多于誉，在读这本书第一次的过程中，我还没有怎么感觉到里面有什么太坏的（相对于韩非子），很多人也喜欢将它与韩非子相提并论。但是，后面我觉得，这本书的写作逻辑和韩氏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起码作为基础的人性假设我认为就有所区别，而不是周围朋友所说的都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韩非子所谓的人性，实际上是基于人性好利，所谓好利，应该是好为君主所利用。可以说，从这个方面出发，韩的学说中“利”字贯穿始终。马氏的人性观，实际上应该还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恶基础中，和中式的人性善恶可以相互转换观不同，他们认为人一生带有原罪，不会因为一时善行而成佛，从这个逻辑出发，他不会更多关注用严刑峻法改造人民。
这本书之所以广受指责，更多的我想是马氏一直在论证和劝告的主题是君主应该为成就帝业放弃个人道德和不择手段，这是表面的，每个人都会有的第一印象，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我觉得他被责难还因为一个问题——自然法，全书完全没有一句提到欧洲传统的自然法概念！这恐怕不能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如此一来君主的所作所为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这本书被誉为近代政治学开端是有其价值的，且不说他使政治行为摆脱了自神学信仰以来的伦理束缚（我认为韩实际上也没有摆脱），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说头一次创新性的将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即私德与公德划分开来。很遗憾，中国尽管韩非子妙笔生花，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公私德不分，否则也不会出现某地以官员是否对家庭孝顺忠诚为考核标准了（哪个贪官不是为家庭牟利的？和绅对其子其家族应该算很好吧，留下多少财富，多少清官对家人严苛，甚至大义灭亲？）这些与后面文艺复兴的成就遥相呼应。
韩非子写的的确深刻，文笔的确优美，我很喜欢。但是没有打开一个时代的序幕，却象征了一个黑暗的开始。中国的“政治学”一直裹在伦理学之中，迟迟未能独立发展并走向成熟，实际上，就连原本相对独立的法律，最后也在汉代开始走上儒家化、伦理化的道路；而在法家出现之前的商周时期，“法”或曰“刑”，又和“礼”交织在一起。所以，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法家，其贡献也许正在于，把“法”从伦理学中抽离，置于“法、 术、势”这一纯粹的政治理论体系当中。而除了法家以外，其他派别的思想家们，大都在有意无意地鼓吹伦理治国。韩非子作为战国末路中一个集大成的宗师，却标志了一个思潮的终结，而无法带来一个新的思维理念，何其悲伤？政治思想早熟之时却过早萎靡，何其遗憾？
君主论当然也还有很多问题，马基亚维利的写作方式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经验主义上的，全书过于看重手段，而没有构建出一套政治哲学的体系，这注定了其往后为人指责为肤浅留下把柄，而且可以老实得说——马氏的理论即使不是如历史上一样与当时意大利掌权者失之交臂，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为什么？马基亚维利沉浸在罗马帝国夕阳余晖下太久太久了，以至于对时局敏锐的他居然对即将发生的科学变革置若罔闻，即使是惨败于法国新发明的火炮作战下，他的著作《兵法》依然在探索的是利用步兵队型摆脱火炮的最大杀伤，而没有预示到科技革新所带来的巨大变革。
马基亚维利，一个因老实直白的陈述手段而饱加毁损，生不逢时而没有发现时代脉络的伤心人物，与东方那位同样生前死后都注定不得安宁的思想者遥相呼应。